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发言摘要_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7月22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田建文、山东省宁阳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勇、贵州省铜仁市周逸群烈士陈列馆讲解员赵春莉、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赵丰等4位受表彰的先进代表先后发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央有力领导，部门通力协作，各地积极作为，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全国文物系统砥砺奋进，文物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文物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一、文物保护利用凝聚新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全面部署，“坚持保护第一”、“保护文物也是政绩”、“让文物活起来”等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全党全社会形成守护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明的强大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作出整体谋划。党中央、国务院出台6份专门政策文件、1部专项发展规划，全国人大加强执法监督，全国政协积极建言献策。中央有关部门强化统筹协作、政策供给，文物安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等部际协调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党委政府压实主体责任，27个省级政府将文物安全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十年来分别增长58%和88%。文物保护志愿者、社会组织以及非国有博物馆、民间文物收藏队伍等不断壮大，文物宣传传播广受关注，人民群众参与热情持续高涨。

二、文物保护与考古取得新成效。公布两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石窟寺等专项调查，各级各类文物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传统村落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相继竣工，预防性保护、系统保护积极推进；数以万计馆藏珍贵文物、重要出土文物得到抢救修复，博物馆标准化库房建设基本完成，文物保存状况持续改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丰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在基本建设考古中抢救保护大批珍贵文物，考古工作为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有力支撑。文物安全“严防严打严管严治”机制不断完善，打击文物犯罪、查处法人违法、整治火灾隐患取得重要成果，城乡建设中破坏文物的行为得到坚决纠正，文物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快构建，文物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三、文物博物馆展现新形象。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博物馆数量十年增长60%，年度举办展览数量增长144%、接待观众数量增长119%，免费开放不断拓展，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参观博物馆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深入实施，赣南、延安等革命旧址焕发新彩，广西湘江战役、青海原子城等保护项目成效显著，助力脱贫攻坚、老区振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等建成开放，红色资源发挥重要教育作用。支持引导民间收藏文物，推动文物市场有序发展，不断优化文物进出境监管、文物鉴定服务。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领域治理，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项，中外联合考古渐成规模，文物保护合作工程扎实开展，文物进出境展览异彩纷呈，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亮点频现，文物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金名片”。

四、文物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新提升。法律制度日臻完善，文物保护法修改积极推进，国务院颁布《博物馆条例》、新修订《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妨害文物管理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各地出台实施200多部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文物领域“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财政投入稳中有增，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文物支出持续增长，中央财政投入文物保护资金十年累计1000多亿元，对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给予有力支持。文物工作“科技含量”显著提升，一批文物保护共性关键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实验室考古技术广泛应用，113项文物保护国家和行业标准发布实施。国家文物局增编扩岗，各地文物考古机构普遍加强，考古野外津贴将有明显提高，文博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广大文博工作者践行弘扬“莫高精神”，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十年来，我们坚持党对文物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辱使命、守土尽责，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下一步，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特别是王沪宁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大家好！我叫田建文，来自山西，是一个平凡的考古人，做了一点平凡的考古事，就是用38年的时间守望田野，因为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是个农家子弟，1980年15岁的我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4年毕业后，分配到了一所省属大学，不能干田野考古了。这怎么行？我索性跑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的田野工地，就“赖”在那里，当了十个月的临时工。

也许是我对田野考古的坚定，1985年得到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举荐，考取了吉林大学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明确了研究方向：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确立了治学宗旨：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张先生教会我做考古卡片，将出土遗物的图、照片、文字等所有信息都记录在卡片上以备排队、查询和引用，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至今。

如果说大学毕业选择去基层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热血的职业冲动；而研究生毕业重回侯马，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郑重选择了。

再次回到侯马工作站，有了既定的学术目标，除进行日常田野考古发掘外，我和同事们经常是骑上个自行车、拿上个手铲、带上个陶片袋，说走就走，搞考古调查，也小有成就。

正当我在田野考古上大显身手之时，1997年4月2日遭遇车祸，先后三次开颅手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沮丧之余，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我的考古生涯就此了结？空有一身“屠龙技”还未曾正儿八经的屠过龙呢。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重新站在田野考古现场！日复一日地锻炼，虽然很艰难、很辛苦，但身体还是一天天好了起来，2003年我终于再次回到考古第一线。

“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力尽所能，加班加点，连续主持参与了十多个重要发掘项目，取得了突出成果，大大推进了学界对山西考古学遗存的认识。

除了每年有七、八个月在考古工地奔忙之外，其余时间我都夜以继日一头扎在资料堆里查资料、整理卡片。有时候灵感来了，半夜就爬起来写文章。尽管只能用左手单指敲打键盘，付出的辛苦要多于常人数倍，可黄土从来不负人——这么多年，发表了考古报告、专业论文100多篇、50多万字。

这几年，基层考古文博人才缺乏的现状也引起了我的关注，2021、2022年山西举办了两次全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每期3个月，每次我都主动请缨担任指导老师。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年轻人做好表率，让他们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

我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我所挚爱的考古事业，践行了年少时“择一业，终一生”的考古初心。如今虽已年近花甲，对考古的痴爱仍如少年，是田野考古事业给了我生生不息的动力、勇往直前的勇气。

我将继续深扎田野考古一线，在对“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追寻中，发扬老一辈考古人的优良传统，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宁阳县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人们送我一个外号“于粘磨”。“粘磨”，在山东方言中就是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意思。凭着对文物的满腔热爱和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儿，在文物战线一干就是38年。

我的父亲一生从事文物工作，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文物无大小，每件都是宝，文物要是没了就永远没了”。正是这种信念，只要发现能够征集保护的文物，父亲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把文物征集到馆里。1980年，父亲在原城南公社柳楼村,发现了一件断为两截的汉代石狮，花60块钱请人用地排车运到博物馆。这60块钱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面对家人和同事的不理解，他回应的还是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正是父亲那股执拗劲，换来宁阳文物的日渐丰厚。他对文物的热爱和执着，造就了我对文物事业中的那股“粘磨”劲，他那句“文物没了就永远没了”的话，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成为激励我立志投身文物事业的灯塔，也是我对保护文物初心的坚守，更是宁阳文物人的精神所在。1984年，怀揣父亲的愿望，我选择了他一生不离不弃的文物事业。

宁阳文庙创建于元代，是泰安市现存唯一的一处尊孔、祭孔的庙宇。2003年深秋，暴雨连连，正在值夜班的我忽听一声巨响，文庙西庑屋顶坍塌，大梁掉下来离我只有半米左右。这时候，我马上意识到，文庙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借钱也得修。望着倒塌的古建，无法入眠的我壮着胆子，向时任县委书记写了长达5000字的信。接到信后，书记赶到现场，当场拍板决定拨付50万元启动资金，这在宁阳历史上留下了“一字百金”的佳话。文庙修复工程开工后，资金缺口较大，我开始向一些企业“粘磨”，向一些有钱的单位“粘磨”，争取多方支持。有时候被拒，心里动摇时，我便鼓励自己，“再粘磨一会，文物就有救了。”靠着这股“粘磨”劲，终于筹足了工程款。那时，我吃住在工地，十天半月回不了一趟家。有一次，雨下了一整天，晚上我爬梯子摔了下来，浑身又冷又疼，一身泥巴，想想也该回家看一下老婆孩子、换换衣服。10岁的孩子开门见到我，吓得“哇”一声就哭了，我才注意到自己的样子，就跟个乞丐差不多。妻子埋怨我，“要文物啊还是要家啊，人家哪个像你，连家都不要了，离家这么近，就不能回家住吗？”

文庙主体修完后，我们马不停蹄，又陆续修缮了禹王庙、颜子庙、朱蓂阶烈士墓等不可移动文物二十多处，修复馆藏骨器、陶瓷器等可移动文物300余件。凭着多年对文物事业的执着，我也得了一个“粘磨”的外号。对此，我欣然接受！

保护文物既有成就也有危险，在一次制止非法工程施工时，我接到了恐吓电话，说，你儿子在哪里上学，媳妇在哪里上班，都有人盯着，如果再阻止，你就好好想想后果。听到这些话，我整个人顿时懵了。回到家，妻子听到这件事后，一直流泪，但一句话没说。我知道，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但让孩子受到威胁，这是她最不能接受的。我就安慰她说，“我做的是光明磊落的事，他们胆敢做过分的事，我就和他们斗到底！”在这件事上，我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持我原来的正确意见，制止了违法施工。还有一次，在保护野外文物行动中，我被围攻，双耳神经损伤，被鉴定为三级听力残疾。虽然个人身体受到了伤害，但国家文物得到了保护，捍卫了文物保护法规的尊严。

“人在文物在，誓与文物共存亡”，这既是父亲那一代人的家风家教，也是文物人的脊梁和风骨。我坚信，只要我们初心不改，坚定前行，我们文物人，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绽放光彩，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我是在深圳工作期间，被歌手“好人丛飞”的事迹所感动，走上了“志愿者”之路，2006年9月，我来到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一个叫“楼上”的乡村小学支教。期间兼管学校图书室，在《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一书中了解到，原来石阡县，红军长征两次经过这里。

都说“长征是地球上的红飘带”，机缘巧合让我与这“红飘带”结缘。好奇心激发我去了解这段历史，渐渐地，我从学习转换成分享，成了石阡革命文物宣传员。

我讲解时，总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出最大的信息量，让聆听者也会和我一样，爱上这片红色热土，并能为革命老区做点什么？在我的感染下，有很多人伸出援助之手，捐资帮助贫困学生。每次与他们道别，我都会真诚地说：我在贵州等你。

说到做到，支教期满后，我留在了贵州。我走在红军写下标语的巷道里，想着80多年前的画面：先辈们穿着草鞋，丈量着祖国的山河，一路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今天，我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我攀过他们攀过的山，我看着他们没看过的风景：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我愿意，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再注入一抹我生命的颜色，让她永不褪色。

1934年10月，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突破敌军设下的石阡封锁线，寻找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为了掩护红六军团主力，由红18师52团负责断后，队伍遭遇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的阻击，为了拖住敌军，将敌人引向困牛山，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处境，加上难以辨别民团和百姓，且战且退，一直被逼退到黑滩河虎井沟的悬崖边。在与敌几次肉搏之后，战斗到最后的100多名红军战士，他们“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选择了跳崖突围。“悬崖铭赤胆，山河镌忠心”，我为那坚定信念支撑下的伟大灵魂而感动，为那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而感染，为那顾全大局、不畏牺牲的革命意志而动容！

十几年来，在近千场解说中，最难忘的是2016年，任弼时之女任远芳等红军后人来到石阡。分别时她们拍着我的肩头说：“小赵，我们重走父辈们的长征路，可能只这一次了，你在当地要多去讲讲这段历史，不要让后辈们忘了啊！”就是这份殷殷嘱托，让我更加执着于对革命文物的传播。

英烈们在信仰的支撑下，把年轻而有限的生命活成了一束光，照亮着历史前进的道路。而我的生命则在传承他们的故事时被燃亮。现在，我在铜仁市周逸群烈士陈列馆工作，我会努力学习，把这位“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者之一”的事迹讲述好。

回望贵州之行，我踏着“西部大开发”的脚步而来，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支教时，有人说我是奉献者，其实我只是撒了一颗“爱”的种子；在宣传历史人文时，有人说我是“代言人”，其实我只是一个历史的守护者，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接力者。

大家好！我是赵丰，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长期从事丝绸纺织文物研究和保护科技工作，今天很荣幸代表我馆技术部先进集体发言。

中国丝绸博物馆位于浙江杭州，是以丝绸为主的纺织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建馆三十年以来，国丝始终秉承“研究型、全链条、国际化”的办馆理念，技术部作为践行这一理念的核心和先锋，为国丝的“三十而立”注入了文物科技的强劲动力。

技术部是一个由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修复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主要承担应急保护、科学研究、保护修复、工艺复原等工作，文物科技作为主线贯穿其中。

在大家心中，博物馆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研机构，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为何如此注重科研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响亮的名称——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因此，技术部不断提升自我站位，加强文物科技，发挥丝绸特色，讲好丝路故事。

文物活起来的前提是要活下来，我们与考古学家并肩作战，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开展应急保护，墓室里、棺木旁，我们胆大心细，与古人零距离接触。2016年，我们从浙江黄岩南宋赵伯澐墓中，成功提取了近百件极具宋韵的丝绸服饰，堪称“宋服之冠”。

历经岁月的文物如同急待救护的病人，于是我们在实验室研发符合文物保护原则的诊断、病理、药理和保健技术。现在，我们能够有效治理丝绸文物的糟朽病害，这种成就感如同人类攻克癌症。采用这种加固技术，我们成功唤醒沉睡千年的法门寺丝绸。

寻找丝绸起源一直是我们心中的梦想，我们奔赴仰韶村、三星堆等遗址，在灰烬中，在泥土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丝绸。这种“所得超越所见”的惊喜，都来自我们自行研发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

我们一丝不苟，花了三年时间，成功复原了成都老官山出土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提花织机，并在这一织机上复制了新疆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重现2000年前领先世界的“汉机织汉锦”技术体系。

哪里有纺织品，哪里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在丝路沿线的新疆、西藏、甘肃、陕西、北高加索等地设立了七个工作站，开展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其中，科技援藏最令人难忘，我们先后十余次，携带重达数百公斤的仪器设备奔赴西藏，克服高原反应，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任务。在西藏同行的眼中，来自西子湖畔的我们，就像“格桑花”一样在雪域高原盛放。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日新月异。我们的纺织品文物科技逐渐从跟跑、并跑到进入世界一流方阵，以昂扬姿态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在全球视野下开展世界丝绸互动地图研究，这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由中国发起并主导、多国参与并实施的国际合作项目，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开展前沿性、原创性和系统性研究；我们将实现从实验室到考古现场的双向奔赴，把论文书写在广阔大地上；我们将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语境下发出中国强音。

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老专家的回信中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牢记嘱托，乘时代之风，凝社会之志，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